Archive for July, 2013

作家成功的样子

Monday, July 29th, 2013

2013年7月12日,我随从《新西湖》美女记者汤葛月人采访了麦家。因为没有提问和写稿的任务,所以我很轻松地当了一回看客。麦家的工作室是杭州市政府馈赠的一栋别墅,位于西溪创意园,是西溪湿地的一部分。绿树掩映,一步一景,贾宝玉当年也不过是这种待遇。同在这座园子里开办工作室的还有余华、孟京辉等名人。

麦家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尽管我没看过他的作品,也不太会去看(不是装,而是因为我不是侦探类小说的目标读者)。作为把侦探类型小说和纯文学杂糅在一起的跨界作家,他凭借长篇小说《暗算》获得了2008年度的茅盾文学奖,近作《风语》没写完就卖了500万元。在采访中,他说自己不是为了钱写作。因为“我的名声太大了。”“现在的收入,几辈子都吃穿不愁。”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有很多存款,而是需要用到钱的时候马上就能赚到。今年他又成为浙江省作协主席,在体制中混得叶茂根深。

麦家的工作室分成办公区和居住区两部分。他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们,他的背后是一排落地长窗,窗外绿树葱茏,树枝摇摆着争做他的背景。

采访历时两小时,他谈了自己的童年、写作之路,还有如今的生活。出生于富阳,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祖父是地主,外公是基督徒,麦家从小就因为出身问题,在村里受到排挤与歧视。但他后来相信,“作家最好的训练是辛酸的童年”,正因为没人可以交心,他从11岁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并一直坚持到33岁,直到1997年做了父亲,他才决定终止这一习惯。采访到最后,在汤葛月人的追问下,他还讲了一个童年的奇异故事,是他以前没有跟媒体讲过的。 由于小时候不受待见,所以他特别重视跟别人的关系。麦家人缘好在文学圈是出了名的,不止一个朋友对我讲过。 不过我觉得,“童年经历影响人一生”这种论断,本来就是一个自证实的命题。你相信它,就等同于心理暗示,然后生活中就处处留下童年的烙印。

同为写作者,我最关心的是怎样写。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他写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的地位,使他能够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麦家认为,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写作天赋,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常年坚持不懈地写作。自从童年时期坚持写日记以来,麦家就没有中断过写作,他说“写作是我与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大学毕业后,他到军队情报部门工作,封闭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使他不得不用写作来排遣。有一天看了电影《最长的一天》后,他来了灵感,写了一篇微型小说《最短的一天》,投给军报,竟获发表。这成为轰动他所在部队的一件大事,并且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军区领导爱才,把他调到机关工作。他终于不用再整天坐在无线电跟前做听风者了。

1997年,已经升到正处级的麦家转业进入成都电视台,按照他的级别和能力,领导想让他就任文艺部主任,这是一个难得的肥缺,不但工资有6000多,还有很多机会行使潜规则。但深知自己的长处与短板,他毅然选择去了电视剧中心,当了一名编剧。虽然月工资只有1100多,但不用坐班,可以专心写作。就这样他连续默默无闻地写了5年,到2002年才开始崭露头角。

麦家说,在所有作家中,博尔赫斯对他影响最大。有一年时间,他只读博尔赫斯的书,直到把这位阿根廷作家的文字变成自己血液的一部分。在一次文学沙龙上,麦家一口气背诵了37首博尔赫斯的诗歌,几乎一字不差。

他认为,写作是写作最好的老师。正像没有人能用语言教会另一个人骑自行车一样,写作要靠自己去实践。“好作品都是烂作品堆出来的。”所以,写作这回事,“不要相信别人的经验,要相信自己的勤奋。”

尽管现在已经功成名就,麦家每天依然用8-10小时来写作。他说,自己的生活很单纯,就是读书,写作,运动。他典型的一天这样度过:

早晨7:30起床,到人少的地方散步。回来写作,写到中午,不敢吃太饱,午睡一会,下午继续写。傍晚4:30开始,雷打不动健身2小时。他爱健身,这点一进门从客厅的鞋柜就看出来了,那里放着一排运动鞋好像阿迪达斯的专卖店。高强度的写作需要身体的保障。晚上11:30,强令自己睡觉,12:30如果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十年前,他忧心忡忡地跟琼瑶说起自己吃安眠药的事,琼瑶说:“你怕什么?我都吃了40年了。”每周有一天半的时间,他专门用来接待七大姑、八大姨和各界朋友,包括记者。

麦家童年的奇幻之旅是这样的。一次,他跟同学打架,回家又被父母教训,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时,村里来了一个摇着货郎鼓的卖货郎,麦家就远远地跟着他走,心想走不动的时候,倒在哪里就算哪里吧。从上午11点出村,一直走到华灯初上,不觉已经走出10多公理,来到了镇上。卖货郎这才注意到身后尾随着一个小孩,就问他缘故。麦家见到亲人一样倒出满腹苦水。卖货郎听了,对他说:

“你回去吧。我小时候,家里更苦,也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意思。一天晚上,一只大鸟从窗户飞进来,嘴里叼着一个货郎鼓,对我说:’你将来应该做个卖货郎’……也许有一天,这只鸟也会飞到你家里。”

这个故事好得太像一个故事。不过对于作家来说,较真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摆在面前的有一件真事和一个传说,写下那个传说。

Loading

电视剧这行当

Tuesday, July 23rd, 2013

在当下中国,关于电视剧存在种种谬解。什么电视剧行业是缺乏艺术价值的通俗文化,什么电视剧受众主要是中老年妇女,什么电视剧“神剧”、“雷剧”是粗制滥造的产物,什么电视剧市场一片乱相……这些都是不懂装懂的人说的外行话。为了还原电视剧市场的真相(确切地说,是为了接近真相),我历时半年时间,采访了从中央台电视剧中心到浙江影视中心的资深达人,走访了电视剧导演、编剧和演员,采掘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发现。

电视剧不仅仅是娱乐产业的一环,也不仅仅是大众文化的一支,而是人类古老叙事文化在当代的延续。正如当代戏剧导演、大众叙事研究学者牟森所说:“电视剧是目前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大众叙事媒介,它传承的是中国传统的说书功能,在愉悦观众的同时,也直接和间接地向最大面积的受众传递历史的和文化的价值观。”人们喜欢看电视剧,跟人类的祖先喜欢围坐在篝火前听盲诗人吟唱史诗的理由是一样的。不是寻求娱乐,而是找寻第二人生。不是消磨时间,而是让时间延续。

所以,当我们看到《隋唐演义》、《杨家将》、《岳飞传》被改编成电视剧霸占住荧屏,一点也不要奇怪。因为电视剧就是视觉化的“说书”,而且也承担了与说书相同的功能,娱乐大众的同时,从价值观上影响大众。

电视剧火是应该的,因为大众对于故事的渴求,对于复活集体记忆的渴求,一刻也没有停歇过。

但是,圈外人可能想不到电视剧究竟火到什么程度。2012年一年,国产电视剧有1.7万集,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剧大国。相比之下,美剧和韩剧的产量只有8000集和2000集。

电视剧的片酬之高,不但跟国际接轨,而且已经超过美日等国的水平。目前一线演员(张嘉译、孙俐等)的平均报酬是一集60万,文章和白百合更是报出了120万一集的天价。与朗朗、李云迪几乎齐名的钢琴家赵胤胤坦言,他之所以不愿意开钢琴演奏会,是因为他苦干一年的收入,还不如另一半陈数接一部电视剧赚的钱多。这个说法绝不夸张。我们算一笔账就知,2012年国内演出排行榜第一人朗朗演奏会的门票总收入不过900多万元,而以陈数准一线的身价,30万到50万一集,接拍一部30集的电视剧,轻轻松松900万到手。

作为电视剧灵魂的编剧,报酬也在上涨。中国各行业码字的收入都无法跟他们相提并论。如今二线编剧的稿费标准是每集5万元,以每集15000字计算,此稿费标准相当于千字3000元,而专栏作家的稿费一般都在千字300元左右徘徊。一线编剧(著名编剧邹静之、《悬崖》编剧全勇先等)的稿费更是达到了每集25万元。据说,导演的劳务费也水涨船高,达到15-30万元。

当然上述的报酬都是税后报酬。按照行规,演员、编导从制作方那里取得报酬,都是税后净价。为了税收方面取得优惠,一些北京制作公司都把制作机构甚至公司注册地放在横店地区,因为这里有返税的待遇。这也造成了影视剧在浙江的繁荣。浙江已经成为全国影视剧产量最高的省份,说是“东方好莱坞”,也不过分。

对于电视剧制作成本的节节上升,很多国有影视机构颇有微词,在他们看来,正是民营资本的大举闯入,造成了演员报酬的水涨船高。八十年代央视拍《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的扮演者六小龄童和马德华的报酬是全剧组最高的,每集80元。这样价廉物美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民营资本注入影视行业,一方面为了逐利,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盲目性。央视一名资深制片人(应本人要求,隐去真名)告诉我:“有一些二百五公司进入电视剧行业。很多人赚了钱,想做一把文化人,得到一个自我满足。也有的商人儿子学表演的,投资5000万,捧自己儿子。钱来得很容易,投出去也不心疼。有的人点名要范冰冰主演,60万不行,100万。演员身价就是被这帮人给砸出来的。”

对于电视的采购方–各卫视播出平台来说, 买片之前,先问谁演的,再看谁导的,剧情根本就不太关心。因为演员是收视率的保证。

这样高成本制作出的电视剧,当然存在风险。2012年全国电视剧产量1.7万集,真正能播掉的不到一半,还有另外一半只能堆在库房,或者刻成碟,放在投资人家的书房里。

为了规避投资风险,目前较通行的做法是量体裁衣。老干部的后代就想写写自己的爷爷,自己手头又有钱,就投一个以爷爷为主人公的电视剧。或者当地经济搞得很好,有大宗旅游项目,或者百年老字号,当地政府又想做政绩,就投资做一个商战的片子。这种投资的特点是,背后有依托,钱打水漂不心疼。这类创作,不追求出精品,只要出成品就行,最后完成播出就是胜利,如果能在央视和卫视播放,那就是意外之喜了。

另外一种投资模式,就是瞄准重大主题。例如,十八大以后,国家倡导正能量,就有《赵氏孤儿案》这样的大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简称“一黄”)播出,投资方获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还得到了宣传主管部门的认可和奖掖。后者往往比赚钱还要重要。

但是重大题材创作有个问题,那就是要尽可能规避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在中国,这两种风险往往是同一种风险。为什么抗日剧多到泛滥的地步,以至于横店影视城每天有300个鬼子被“枪毙”,就是因为抗日题材相对安全。根据当时的广电总局的规定,涉案剧、谍战剧,都不准上黄金档,对于巨额投入的电视剧来说,这无异于被判了死缓。前一段时间,清理“抗日雷剧”,又让一些公司撞在枪口上。因为电视剧动辄投资巨大,一部剧就可以搞垮一个公司。所以,经常会有判断错误的投资人血本无归。

而电视剧制作的大公司之所以大,就在于他们有一套规避这些风险的机制。华谊兄弟公司四年前要上一个项目,题材是百万日本侨民大遣返。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国采取很人道的手段,把日本侨民全都遣返了。中央台也觉得这个题材挺好,唯一的要求是男一号必须是共产党员,这有些难度,但编剧在第五稿中还是圆满解决了。但是,华谊兄弟的项目组和专家顾问团真不是吃素的,他们高瞻远瞩,耐心观望,一直没有动工。2012年,日本右翼势力蓄意破坏下,中日关系受到挫折。观众对于这种人道对待日本战俘的题材不但不会感兴趣,甚至会产生反感。假如华谊兄弟当初上马这个项目,此剧必死无疑。

电视剧这个行当,条条框框画在那里,高压线一条条横在那里,就看你有没有眼光,戴着镣铐跳舞。大家看电视会发现,除了家庭剧和青春剧,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比较少。这是因为电视剧如果要好看,必须有个反面人物,而当代重大题材,反面人物不好设定,还是放到民国时期比较安全,可以展开想象的空间。

央视资深制作人对我说,他的一个朋友做过一部电视剧,题材是首长专列。自始至终,首场在剧中没有出现,也没有提究竟是哪位首长,而是着重表现专列上的乘务人员之间的故事。这样的题材就可以通过审批。否则,涉及国家领导人、老革命的电视剧,必须经过重大题材电视剧审批足的审批。涉台电视剧,要三级台办批,涉及民族问题的,要三级民委批。例如,福州台办主任写了一个电视剧本子《今生缘》,因涉及台湾问题,先要交到上级台办审剧本,在得到可以拍的批示之后,再交给广电总局审批。

电视剧欣欣向荣的背后,是智慧与勇气的角力。正如好莱坞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说:“没有一种产业能比得上娱乐秀产业”(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今天的中国电视人,也可以骄傲地说:没有一种产业能比得上电视剧产业。

电视剧就是当代的史诗,客厅里的神话,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电视剧已经走到了大众文化产业的前沿。

Loading

我所知道的电视剧编剧

Tuesday, July 23rd, 2013

1954年,好莱坞拍了一部歌舞片,片名非常直白: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中文名翻译成《娱乐至上》,直译就是:“没有一种产业比得上娱乐秀产业”。今天借用一下这个标题:没有一种编剧比得上电视剧编剧。

为什么?因为国内电视剧产业一派繁荣,签约的电视剧编剧与别的作家和编剧相比,更能赚到大钱。

尽管媒体的统计数字互相乱引,官方统计数字也不尽可信,我们还是倾向于相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电视剧第一“长国”,注意,不是强国。2012年,全国新制作电视剧1.7万集,而美国同期只有8000集。“1.7万集是什么概念?”我一个做编剧的朋友在电话那端说:“一部电视剧30集算,也就是有566个会编故事的混蛋赚到了大钱。”

会编故事的混蛋不止566人。据我的感官指标,我的社交空间中,不少人都在写电视剧,有暴得大名的,有扬名力万的,有冉冉升起的,有蠢蠢欲动的,还有被打得满地找牙的……这么多人,真正跟制作方签约的只占少数,签约拿到预付款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不但拿到全款,而且作品投拍并且播放了的,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你看,巧用成语可以免去多少查询数字和编造数据的麻烦)。

尽管广电总局左一个规定,右一个指令,这不让演,那不让拍,但电视剧行业依然是中国文化产业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当。这些年,从北京到地方为了繁荣舞台,平地盖起了多少大剧院啊,但是从来没有听说哪儿上演的戏,惊动了千家万户,更不用说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了。但是电视剧就不一样,一部好剧,不但会成为全家娱乐的焦点,也会成为媒体咀嚼的话把儿。正因为如此,电视剧吸引了大量投资,这其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民营资本。

资本来到人间,不管浑身上下滴着什么,流着什么,它一定是追求回报的。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可能是资本的增值,也可能跟自己崇拜并喜爱的女演员吃一顿饭(并期待她传说中的性瘾发作),也可能是宣传本地商会,植入本地景点,或者歌颂他爷爷当年的经过千百次美化的奋斗史。Who care? 总之,钱来了,编剧们,你们还等什么?

编剧在等待机会,机会是不会轻易降临的。投资人不是傻瓜,相对于电视剧的高额投资,在编剧费上省钱无异于“夺泥燕口、削铁针头”。谁都知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部戏缺乏一个正常剧本(权且不说好剧本)的支撑,光靠导演、演员、服化道出力是没用的,这好比一户人家大人都不干活、全靠孩子给人打工养家糊口一样冒险(当然也有这么干成功的,比如郭美美家)。

电视剧编剧分几个档次,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是“一线编剧”,这不是文联给的称号,也不是电视台评的职称,而是市场一种模糊的评价。当然很多人都愿意认领这个头衔,不过市场公认的一线编剧并不多。《康熙微服私访》、《铁齿钢牙纪晓岚》的编剧邹敬之算一个,《走关东》的编剧高满堂算一个,《蜗居》和《宝贝》的作者六六当然也算一个。编出《武林外传》的宁财神、写了《悬崖》的全勇先也算一线。他们的编剧价码因人而异,但是根据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不低于25万一集。是啊,太诱人了,随便写一部戏,就可以在北京五环之内、杭州钱塘江一带买一套房。甚至还可以在郊区买一套不大不小的排屋别墅,让美剧里中产阶级的生活在自己身上发生。当然,不要指望早晨跑步,遇到友善的美女与邻居,那里见到最多的是建筑工地的工友,还有来收破烂的老乡。(在当前有钱人的生活是孤独的孤独的。)

即使没有搞过传销你也知道,那些金字塔尖上的“钻石”永远是用来招募新人用的幌子,一起睡通铺的老乡才是生活的真相。编剧行业也一样,一线编剧毕竟是少数,无法满足这个行业对故事的渴求,因此,对有过成功作品的二线编剧的需求就大增。

二线编剧才是这个行业的中坚力量。所谓二线,并非二流,其编电视剧的水平并不低,在某些题材上水准甚至超过一线。二线编剧与新人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有过成功的作品。无论是电视剧、电影、还是舞台剧,他们至少曾经证明过自己编剧的实力。他们的价码每集从3万到8万元不等,能否谈下一个好价钱,取决于故事的稀缺性和编剧的议价能力。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位爱写作的退伍海军,他写过很多乡土小说,并且有一个电影剧本被拍成了电视电影。恰好一家大公司正在做一部关于海军的电视剧,辗转找到了他。顺便说一下,编剧是一个圈子,如果没有圈内人的推荐,靠写一个剧本“盲投”,成功的希望跟农民自制一个潜艇潜入马里亚纳大海沟一样渺茫。朋友拿到的稿费足够他在县城模拟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此役获胜,他后面有接不完的活。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这个行业急需的二线编剧了。

至于新手和代笔,在编剧这个行业里也是常见的。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因为那是另一种血汗工厂。

如果你想进入电视剧编剧这个行业,必须先拿出点像样的写作成果,就像落草为寇要献“投名状”一样。成果不必是剧本,但至少应该是一个好故事。因为自从人类的祖先在洞穴里围坐在篝火讲故事开始,叙事就是一门古老的手艺,手艺人要有拿得出手的东西。

如果你已经进入这个行业,那么一定要争取到一份合同。尽管在中国有时候别说是签合同,画个老虎都没用,但是在电视剧这一行,契约精神还是得到了充分尊重。如果你正准备跟制作方(也就是甲方)签约,那么一下九个条款需要谨慎考虑。

第一、坚持签合同。电视剧这个行业有太多的策划,太多的会议,太多的合作意向,但是记住一点,哪怕把天说下来,没有合同就没有一切。

第二、预付款。必须在动笔之前,拿到预付款,预付款的比例各不相同,二线编剧一般是按照“5:3:2”的比例拿到稿费,其中,写作前拿50%,剧本修改完成30%,开机时拿最后20%。

第三、署名权。这个行业名声就是一切。所以,未经编剧同意,不得在编剧名单中加入其它人的名字,但可以酌情加上策划、总编剧(这是一种荣誉称号)等署名。

第四、完成期限。电视剧要按期交稿,这个没有任何借口。但是电视剧剧本需要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在合同规定编剧交稿时限时,应把审稿修改的时间考虑在内。因甲方审核修改所产生的时间延误,乙方不必负责。

第五、开拍期限。要规定剧本拍摄权的期限,一般规定,甲方在两年之内不开拍,编剧有权把剧本卖给他人。这是为了最大程度保证编剧获得全额报酬,并且使得自己的成果得到圈内与社会的承认。一部没有投拍的电视剧对于编剧没有多少意义。

第六、个人所得税。在合同中,编剧的稿费是税前还是税后要写清楚。一般规定,由作为投资人的甲方承担所有税负,编剧拿到的稿费是完税后的稿费,甲方应该给编剧提供已经完税的税单。

第七、改编权。甲方购买的只是电视剧的拍摄权,其他衍生权利,例如电子版权、改编权不再出售之列,甲方如需购买,需要另外商谈。

第八、获奖后的奖金分配。电视剧获奖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奖金的数额很高。应该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如果获奖后,如何分配奖金。一般来说,编剧应该享有30%的奖金额度。

第九条:合同应当规定每集字数不超过15000字,超过意味着榨取。

如果你谈下了一份包含上述八个条款的合同,那么Welcome aboard,欢迎上船,现在你已是一名编剧,剩下的只有一件事:

写吧。

Loading

生死围棋

Tuesday, July 23rd, 2013

关于围棋,我略知一二。因为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围棋,经常抱着棋书啃,而且还装模做样打谱。但始终是臭棋篓子一个。鼎盛时期(也就是敢跟人叫板的时期),棋力不过在业余三级左右(我一个业余初段的同学的评价)。

围棋虽是小道,但始终担任着中日文化交流道具的重任。如果没有日本,就没有世界围棋的今天。因为围棋虽然是中国人发明的,并在你所说的清代达到一个高峰,而实际上中国的围棋是不行的。这因为中国古代围棋有座子制度,就是先在四个星位(既然围棋棋盘的”四·四”位)上对角放上黑白两子。其用意是双方实力平衡(其实这也是后人瞎扯,棋盘空空如也最平衡了。)但这严重限制了围棋的发展。因为稍微学过一点围棋的人都知道,一个小目(围棋棋盘上的”四·三“位置)定式会有多少变化。而做出这一大胆改进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爱围棋到什么程度?到不要命的程度。日本围棋史上有著名的吐血名局,井上家的棋手赤星因彻(20年了我依然记得这个名字)向第12世本因坊丈和(这个名字Google了一下)发起挑战,对弈了四天四夜(当时日本围棋界的规矩,高手随时可以打挂,意思就是暂停比赛,等待回家跟众弟子研究后,次日再弈),难分胜负。到了第五日,执白棋的丈和给了赤星一记”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妙击,一举奠定优势。最后下到第246手,(你如果下过围棋肯定直到这时轮到黑棋走了),赤星老师一看盘面上白棋领先10目,顿时觉得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同门,一口鲜血吐到棋盘上,后竟为之殒命。

吐血名剧发生的时候,也就是道光年间开始,日本围棋的水平就扶摇直上。中日围棋交流最盛的民国初期,段祺瑞邀请日本五段棋手来华,让中国一流棋手们三子。让三子是什么概念?这要从”棋份“说起,顾名思义,“棋份”就是在棋界的辈分。要知道在近代日本,不按棋份是没人跟你下棋的。

“棋份”有几种,最高的叫“分先”,因日本棋手下棋都是番棋,所以轮流执黑,这叫分先。(那时黑棋是不贴目的,所以先下自然占便宜)。

其次,先相先,就是三番棋两番执黑。这是高手给下手的待遇。

再次,让先,高手让下手总执黑。

再再次,让二子(让一子没法让,让一子就是让先了)。

再下一等,让三子,直至让九子,乃至二十五子。

所以,可以说,民国初年,日本五段高手(当时还有本因坊秀哉在,大概九段以上的水平)比中国国内高手要高不少级别。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爱吴清源,那是因为吴清源(原名吴泉),真的给国人争了光啊。

1927年,吴泉作为神童已经蜚声东亚,日本来了个五段,让他二子,双方基本打平。这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后来吴清源去了日本,与木谷实二人,威震日本,把所有日本一流棋手打到了先相先的级别。

尤其是他初到日本,(这一段请允许我不借助任何搜索引擎,纵容记忆的纰漏),作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他向日本围棋第一人秀哉名人发起挑战。这个棋谱在我大学时代,我打过若干次,它甚至成了某种安慰,当我感到沮丧和被弃绝的时候,就往往想起这个棋谱,因为吴清源实在走得太豪迈了。他第一手星位,第二手三三,第三手天元。在当时的日本棋界,把三三当做禁手,面对大神这样下棋,会被解读为僭越与狂妄。秀哉沉着应对,但还是屡屡打卦。有时一天就走一手棋,他就宣布封棋。后来,第160手,秀哉弈出比妙手还要精妙的”鬼手“,吴清源无论如何应对,都会吃亏。但是多人作证说,这一招是秀哉名人的弟子前田陈尔(这个名字没有借助Google)想出来的。吴清源回忆说,有一次他对弈中去上厕所,经过名人弟子的棋室,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把每一手变化,都研究透了,封盘之后,他们再把研究结果告诉师傅。后来,这棋吴清源输了。但是他赢得了很大的名声。

川端康成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名人》,说得就是无名小卒向秀哉名人挑战的故事,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映射的不是吴清源,而是与之争锋的另一高手:木谷实。在小说里,木谷实小人得志,名人有风度地被打败,像一个莎士比亚的君王,虽然失败,但并没有丧失其尊严。

中国围棋赶超日本,始于陈祖德。

建国后,周恩来和陈毅对于围棋都很重视,也邀请了日本职业棋手来华交流。当时来了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叫什么我忘了,打遍国内所谓的”南刘北过“等高手,并且给他们让两子。这对于继续在各个方面树立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陈祖德在后来那本战胜癌症的教科书《超越自我》中承认,这是”民族的耻辱“。

因为有这件事,才于1956年制定了围棋职业化的一系列标准。当时全国棋手定段,是以一位日本棋院颁给4段的中国棋手(名字待查,但也懒得查)为标准的。

这一抓,还真灵。1963年和1965年,陈祖德两次战胜日本九段棋手。在当时,这是一个可以与抗美援朝比肩的成果(这句评价是我胡诌的。)

棋迷为什么会喜欢围棋?并且如痴如醉?

首先,因为毫无疑问,围棋与象棋相比,更高一个档次,属于高智商的贵族运动。象棋,很市井,围棋,很贵族。这不用过多解释,围棋的变化更为复杂,理论上讲有(361!)这么多种变化。一个大斜定式,就有成百上千种变化,号称”大斜千变“。更不用说中盘和官子的技巧了。(这里需要说一句,看《官子》这样的书,是学围棋的基本读物,谈不上高深与专业。因为一盘好局,往往因为收官不慎,而转胜为败。)

其次,围棋就是头脑的摔跤,是残酷的搏杀。别看表面上风平浪静,对于下棋的人来说,一局棋简直就是他的一生。围棋有很多术语,哪怕外行听起来都觉得心旌摇荡。比如形势好的时候:顺风满帆,堂堂正正,攻击的急所,点中要害,追击大龙。形势差的一方:被搜根,形势窘迫,苦苦治孤,大龙被屠……

再次,围棋是生活的隐喻。围棋的道理,完全可以用到生活中。比如中国古代有个围棋十诀,说是做人的道理,也不勉强。比如说:入界宜缓,对于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着更好的忠告吗?动须相应,不可贪胜,赢棋不闹事(既得利益者应有宽阔胸怀)。

最后,围棋作为业余爱好受时代大潮的影响。八十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让许多人爱上了围棋,并成为终生的喜好。如果没有聂卫平势如破竹(老聂的鼎盛时期,真的是所向披靡。他有一局棋,一个大角都被吃了,但是他通过不断借用这片死期,居然把局面挽回了。在棋诀上,这叫:临危须弃,弃子争先。),围棋在中国不会这么普及。

围棋,对于一些人来说,简直就是他们的第二条命啊。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