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底，我去A市参加了同学会。我曾是A大学的一员，理论上讲应该1992年毕业，今年正好20周年。但是我于1989年被学校以“学业退学”之名逐出校园。半年以后，我又复读考取了一所大学。两次高考都是全县文科第一。我的舅舅，当时是这样安慰我：“当两次高考状元比当一次更好。”
第二个大学读了四年，磕磕绊绊，但总算顺利毕业。但是跟同学们的感情并没有A大同学深厚。这是因为A大是我第一次从小县城走到广阔世界，第一次接触五湖四海的同龄人，第一次心理断奶，第一次暗恋大学女同学，那种刻骨铭心，是无法替代的。我和班上一些同学保持了24年的友谊，并且还会保存下去。
此次20周年聚会，同学们想到了我，并且发来邀请。我犹豫再四，最后一刻改变主意，坐了周六早晨的航班，抵达A市。同学派来的司机直接把我接到班级的游览大巴上，第一次跟这么多人相见，我有些羞涩与惶恐。发表感言时都有些语无伦次。我说：家中有事，但是最终还是来了，因为我想到很多同学20年不见，也许下一次聚会再也见不到我……大家说，别讲这种不吉利的话。我赶紧打住，给大家唱了哄孩子时天天唱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接下来全系集体去A大故地重游。我1996年曾经回过A市一次，那时百感交集，万念丛生。一句话，感觉整个世界欠我的，我也欠整个世界的。但这次不同了，这一次，我心安稳，我灵宁静，我与世界和解，与命运和解了。我心里不再有愤怒，生活待我不薄，纵使我如此折腾，竟然还赐我幸福的现在。更重要的是过去的磨难，都没有白费，它们变成内心的强大力量，变成诗章灵歌和文字，从伤口和笑口流淌出来。
众所周知，组织140多人参加的同学会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匡算下来，除了自掏腰包的交通费，每人的食宿费在3500元左右。然而，这次大家却几乎不用出钱，原因是班里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崔同学，慷慨赞助了50万元。也是人之常情，他获得了登台讲话的机会。他的讲演风趣，惹来笑声掌声一片。他总结道：创业就是抢钱，创业不要跟人合伙，创业就是要搞独裁。最后送了大家八个字：“剑走偏锋，刀刀见血”。当然，这些话都不能太当真。发言不过是一个荣誉，保持幽默是一个良好的公关手段。
晚宴在大家下榻的一个别墅酒店举行，我尽管生怕自己喝多，还是忍不住跟人拼酒。因为彼情彼景，不由得人不痛饮。仿佛宙斯降落在奥林匹斯山上，所有会计心中的神–90岁的老教授来到宴会厅。全体起立鼓掌。当年，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是因为高考成绩太好，志愿又选择了”可调“，从而被他的弟子们选中。我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第二是法律，但阴差阳错成了审计班的学生。而选择A大，更是偶然，1988年，不知是谁送了我家一份《A市风光》的挂历，从此，这个挂在墙上的城市成为我做梦都向往的地方。假如挂历是西安呢，是广州呢？人生没有假如，只有无处不在的戏剧感。
晚宴的高潮是我的好朋友W朗诵班长为本次聚会写的一首诗。W声如金石，又借着酒力，读罢获得满堂彩。可是谁又知道，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登台。W的专业选择也是一个错误。他本来应该去考北电、北广的播音专业，或者至少去学A大的广告，然而，一个农村孩子，哪里知道自己可以去报这样的学校？还不是任凭命运把自己带到陌生的地方。
然后是自由敬酒，我没有到老师的桌上去敬，怕引起不必要的尴尬。虽然当年参与驱逐我的当事人并不在场，但是我不想让任何人有任何难堪，毕竟，这是一个团聚而喜悦的日子。只有一个当年的辅导员过来敬酒的时候，认出了我，说：”我记得你，你是你们班最难对付的。“
早晨来临了，我从陌生的柔软的床上醒来，没有普鲁斯特那么啰嗦，第一个念头是我昨晚有没有酒后失态。年轻时，有过太多惨痛的酒后失忆“断片”的经历，那种彻底摆脱理性控制的状态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我用力回忆细节，拼酒时把红酒撒在纪念t恤衫上，还妄图喝下一壶红酒，但被同学夺下。花，对，还有花，我从一束鲜花中折下百合，送给了班上的女生们。最后一个镜头，我掏出身份证，在会务组领房卡。没有痛哭，没有失态。吃早饭的时候，跟同学们打招呼，让我彻底放心了，因为从他们脸上看不到那种“我知道昨天晚上你做了什么”的微笑。
这一天是各班各自活动，我们班乘着大巴参观了A市金融区、湿地公园还有帆船游轮基地。看上去很像一个招商引资团。其实，这种安排却也显出A市同学们的匠心独具。中国人最怕没事做，只有提供一个密闭空间，一个固定而忙碌的行程，大家才会感到踏实。20多年，A市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我们以前游泳的海滨浴场上，建起了一条蜿蜒的海上环岛高架路，像科幻世界里的场景。很多海滩被圈起，旁边建起了别墅。在高楼林立的金融区，一大片人造沙滩被开发出来。湿地里有一个天鹅湖，里面游客恣意地喂着越来越胖的天鹅。上几次来A市的时候，我对这些变迁十分看不惯。现在站在有车一族、住别墅一族（尽管只住两晚）的角度，我豁然明白，这一切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便利和享受啊。所以，这个城市的一切决策，为且只为一个目的，让有钱有权的人生活更美好。
我的A大同学，算是中国历史上的镀金一代，他们学的是财会，经历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只要中规中矩，扎好马步，站好桩，就会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中有的发了大财，有的当了大官，有的当了跨国公司总裁，有的移民海外。同学自我介绍，一般都是这样开场：“我的经历很简单，省财政厅工作20年，审计处十年，财务处十年。”或者这样：“我97年下海，现在的公司就在前面那栋别墅。”
相比之下，W和我属于不成功一族。我们的未来都充满变数。但是吕同学断言，将来前途最不可限量的就是新明君。因为别人都是看得到天花板的，而他的潜力无限。我说：“那可要抓紧，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忍俊不禁，终于善意地笑翻。
我相信吕同学的话，因为W最大财富就是他的善良。我们班的班长，有一些失意，W跟他关系并不密切，但发短信给老吕：“你劝他来参加同学会吧，感受一下气氛也好。”如果不是宅心仁厚，绝对说不出这样暖人的话语。可是，“好心没好报”往往发生在W这样的人身上，善良和好运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是我相信，人生的磨难会得到回报。
参观完A市新面貌，下午全班集体去泡温泉。这二十年后的坦诚相见，来得太迟了一点，像我这样身材走形的老男人，在体型保持得很好的女同学面前，总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女同学不在乎这个，她们依旧能从肥胖的人形里，用眼光镂刻出那些英俊少年的影子。已经做了CEO的一位女同学，用池里的木勺舀起温泉，往我们身上浇，美其名曰“浇花”。这个时候，大家俨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又变成了十八九岁的少年少女。
现在我可以说了，那个改变我命运的夏天。我看得越发清楚了，那一年我的行为与民主、正义并没有多少关系。我是一个来自小县城的文科状元，离开闭塞的故乡来到这座沿海城市，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比我更优秀的同学。我有一种不甘被湮没的反叛情绪。我想出类拔萃，我想鹤立鸡群，我想让暗恋的那个女生敬佩我，怎么办？在高手云集的大学里，学习实在不再是我的强项，当学生会干部也非我所长，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才艺，家里条件一般，也玩不起高消费支撑的浪漫。那么可以拼的只有一腔冲动的热血了。在其他同学的诉求都遥指北京的时候，我贴了系党总支书记的大字报。
当夏天来临，我心灰意冷，心思更加不放在学习上，仗着自己考试能力强，往往在期末考最后几天才看书。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已悄然注定。推迟了几个月的第一学年期末考，我比最低要求的学分差1个学分。我依然记得，当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像一个无头苍蝇在校园里骑着自行车转。有一个高我一级的学长，出了个主意，让我去开一张神经有病的证明，向校方求情，我当然不屑于这样做。我记得，我曾经病急乱投医，找到一位判我不及格的老师的家，只有师母在，我痛陈自己的危险处境，师母答应老师回来帮我求情。我哪里知道，那时候成绩已经上报，老师层面根本不起作用了。
隔了23年以后，我跟W彻夜卧谈时，都认为，那时候我们不过是些毫无社会经验的孩子。在家庭毫无背景的情况下甘做出头鸟，肯定会面临被枪打的危险。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遇到的麻烦和危险。
我讲起张艺谋的故事。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张艺谋还在国棉八厂当工人，已超过录取年龄5岁。他在高人指点下，通过给文化部长黄镇写信，被破格录取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两年之后，张艺谋以非正常手段入学的事，被大字报揭发出来。他面临被退学的命运。当时，特爱面子的他，准备一走了之。此时，有身边同学给他出主意说，你不能这么放弃，你应该把自己的情况向学校反映，申请继续留在电影学院。张艺谋依计写下了陈情表。然后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结果。信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层层上报文化部，文化部批示：可以让该生继续留在电影学院学习。如果没有这两封信，中国影坛将失去一个大导演。
我和W都觉得，如果我当时能够豁出去，写一封真挚的陈情信给校园里尚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老教授，也许处罚就不会是”学业退学“那么严厉，而是改成留级。或者，如果能不自作主张，而是提前告诉父亲，由父子俩商议，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吧。历史难以假设，只能回首一声叹息。
结局是来送我上学的父亲又来接我回家。那天是12月8日，星期五，全班有19个同学逃了早课到火车站来给我送行。列车开动的那一刻，我挥舞着他们送给我的鲜花，回头却见父亲在无声地流泪。我一手造成了个人和家族的悲剧，我成了自己青春的祭品。
也许真的是因为我少写了一封信。
如今，被送走的是我的同学，送行的人变成了我。我站在宾馆门口，微笑着，为大家拍摄合影，与男同学握手拥抱，递给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同学餐巾纸。等把大家都送走，我独自搭上返回杭州的航班，到机场地下车库取了车，交了270元停车费，把车开到最高限速。
车在飞驰，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我的头脑像被雨刷刮过一样清晰。在30公里外，有世界上最亲爱的两个人在等我，无论我经历过多么残酷的青春，无论我面临何等未知的岁月，他们都是我唯一的港湾和归宿，我的好处不在他们之外。
稍等片刻，世界上最幸运的那个人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