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报

最近，买了许多跟蒙古有关的书，以史书为主，文学书为辅。包括席慕容的7本诗集和鲍尔吉-原野的几本散文集。

在我的大学时代，席慕容是每一个女生的枕边案头书。尽管我从内心排斥这个温情脉脉的女诗人，然而为了跟女生有共同话题，还是读了一点她的作品。所以当我翻开《七里香》、《无怨的青春》，那些熟悉的句式还是把记忆给唤醒了。

席慕容是个阴柔的抒情诗人，生于四川，长于香港，成名于台湾，本来跟莽莽大草原八杆子打不着。然而，她却因祖上在内蒙古，而有深深的蒙古情结。她写的关于蒙古的诗，跟她的其他作品相比，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是出于同一人的手笔。《出塞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都被谱上了曲，传唱一时。尤其是后者，简直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区歌。

我不喜欢台湾女作家，从龙应台到张晓风，她们身上都有一种鸡婆气质，擅长把一段简单明白的话写得曲里拐弯。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别人都说多好多好，我读之只做三日呕。

席慕容比她们几个要好一些，但没有脱尽岛民气质。表现在：动不动就动了感情，明明是遇庙烧柱香的观光客，偏要在诗歌里把自己拔高成生生世世的守灵人。

跟席慕容相比，我更喜欢鲍尔吉-原野，不但我喜欢，我们全家都喜欢。儿子九个多月了，作息逐渐有规律，但醒着的时候，需要大人陪着玩。我和媳妇有时候就给他读书听，曾经读过《英国历史上的三次危机》，小家伙明显不耐烦。后来改读鲍尔吉-原野的散文，他一下子就安静了。

鲍尔吉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在《蒙古秘史》中写成“孛儿只斤”，是成吉思汗的族人。他是一个名满天下的蒙古族作家，我中学的时候，就在“获奖短篇小说集”之类的书里，读过他的作品。他的散文，简单质朴，有一种未被流行文化侵蚀的美感。 当媳妇朗诵他的《后退的月光》，念到：“山上的月亮，称之为白嫩也是可以的。它别无所依停在海底一般的夜空，好像拿不准要不要继续向上升。不升是对的，月亮现时的角度恰好俯瞰西拉沐仑河在夜色里的清明。”此时，不但儿子止住了哭闹，连白菜头也停止了挠沙发。

鲍尔吉的散文当然不是篇篇都好，他试图说理的“读者体”和“知音体”就不好（事实上，他是《读者》和《知音》的签约作家），但是他的笔触一旦碰到草原、牧民、内蒙古、故乡，就立即变成马良的神笔。

他的父亲是骑兵出身，在斗争“内人党”的冤家错案中受到迫害与折磨。他从他的笔下得知，蒙古马在战场上永远向前奔驰，骑兵永远不可能退缩。骑兵的马刀是不开刃的，为了砍到人骨头的时候不会崩豁。标准的蒙古骑兵战法是砍刀左晃，然后用力向右砍出，敌人连头带半个肩膀就全都劈了下来。

鲍尔吉-原野的说理散文，虽然也有知音体的痕迹，但也有一些真知灼见。在《所见恶习55种》中，他指出下列行为是恶习：

不读书，或者读李敖的书是恶习。
退休后马上停止染发是恶习。
哈达至尊，随便向什么人献哈达是恶习。

再比如，说道人到四十，应该每天变傻一点点。“此时，宜消闲，不宜急进。宜缓泻，不宜峻补。宜藏锋，不宜露势。宜煲汤，不宜啖肉。宜口讷，不宜激辩。宜涵咏，不宜疾呼。宜淡出，不宜雄起。比聪明更有意的是顺变的头脑，平和的心境，一些惰性，与一些直觉。总之，四十岁应用减法而不是加法。”虽然这段话有心灵鸡汤的味道，但至少对于狂飙疾进的我来说，还是很受用的。

跟台湾鸡婆作家相比，鲍尔吉-原野最大的优点是对情感的克制。这种对于抒情的吝啬与其说来自于汉语温柔敦厚的训练，不如说来自蒙古民族的传统。这是一个重实干不重言辞的民族，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击中要害。

他写《爱听二人转的狗》，说一条被东北扶余的打工者偷偷带到俄罗斯的叫富贵的狗，一听见中国话、二人转就兴奋地打转。它最喜欢的三个词是“中国”、“扶余”、“二人转”。人对狗说：“带你回中国。”狗就兴奋地汪汪叫。又对它说：“带你回扶余，听二人转。”狗高兴地晃起尾巴，作起揖来。但是养狗的老李说，福贵是要扔到俄罗斯了，因为等他回国的时候，不能带动物出境。等鲍尔吉出门的时候，福贵咬着他的鞋带不放松，好像是说：带我走吧。

如果是龙应台等人写到这里，肯定会来一大段抒情，“狗的尾巴，像一缕青烟，冉冉飘向空中，化作云，化做雾，飞跃高寒的国境线。春生，告诉我，当福贵哀鸣的时候，你是否在那里？（注：春生是作者父亲的名字。）”

但是蒙古汉子没有这么多啰里啰嗦的情愫，他只是简单地举重若轻地收尾：

“福贵像我的胃，时时刻刻想回家，恐怕它是永远回不去了。”

读读鲍尔吉-原野吧，他至少能让你学会蒙古汉子的说话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延续了700多年。它的源头是成吉思汗给花剌子模国沙王写的一封宣战书，“你选择了战争，唯有上天知道我们两者是怎样的结局。”

有些诗词，虽然平日里背淂滚瓜烂熟，但只有年纪和阅历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豁然领悟。比如令李太白叹服的《登黄鹤楼》，以前只觉得不过是一首写景的诗，现在才明白它的内涵远超过景致。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分明写的是心灵。人到中年，游目骋怀，岁月泥沙俱下，留下的只有阳光下的嘉木和青草。

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叫李燕杰的人，是个大学的讲师，在全国各地高校做巡回演讲，主题叫《塑造美的心灵》。在那个万民对知识饥渴的时代，他带大家一窥外国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堂奥。我记得他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大学女生，平日里不合群，他去做这个女生的思想工作，此女说：“你们是沐浴在党的阳光下，我是沐浴在托尔斯泰的阳光下。”

托尔斯泰阳光下，这几个词当时就把我打动了。我也想到他那里晒个日光浴，看看跟党的毒日头有什么不同。

说来有点反讽，我最早接触托尔斯泰的作品居然是他晚年创作的最高峰《复活》。当时中国的广播里有一种最受欢迎的节目“长篇小说连续播讲”，固定时段，每天半个小时，听完一部长篇往往需要三个月或者半年。我在广播里收听了《复活》，知道了有个可怜的女子叫玛斯洛娃，她被地主家的坏少爷引诱，干了那不可告人的事情，从此走向堕落。这个故事告诉幼小的我，千万不要跟好姑娘一起干坏事，但是可以跟坏姑娘一起干好事……

我第一次完整读《复活》，是在厦门大学校园外的海滩与小山上。彼时，青春决堤而出，秘密一重重打开，爱情、罪、欲望、革命、理想……一句话，除了死亡统统都来敲门。我捧着汝龙的译本，一读就是一下午，远方粼粼的波涛翻滚在海平线上，近处浆果处处，蜜蜂飞舞。

我要感谢不发达的科技和不富裕的生活，让我在很长一段时期保持了深长阅读的能力。我的读书生活以1998年为界碑，几乎所有的大部头都是在那个时间以前读的。后来生于网络，毁于网络，并将死于网络。

我清晰记得合上刘辽逸翻译的四卷本《战争与和平》最后一卷最后一页的幸福与惆怅。再见了，安德烈，再见了，彼埃尔，再见了，我们心爱的、永远的娜塔莎。

虽然眼泪曾经滴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上，但我的心灵是被托尔斯泰拯救的。在我生命最暗淡的日子，有一天夜里我梦到了托翁，一身白袍，闪着光，站在我的面前，我两股站站，双手举天，口不能言。多少年以后，我才发现，好莱坞无耻地剽窃了我的梦，塑造出《魔戒》中的甘道夫。

托尔斯泰幼年时，相信地里埋藏着一根神秘的小绿棒，找到它就找到了幸福，而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个小绿棒，不像现在的所谓大师，一辈子都在寻找小绿帽。他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笃信心灵至上的人，他认为信心可以搞定 一切，于是他闭上眼睛，相信自己能飞，然后从二楼窗口跳了出去。后来他把这一细节，安排到他小说中最喜欢的人物–娜塔莎身上。有一天，他觉得每天睡觉吃糖果就是幸福，于是天天赖到床上，吃糖吃到吐。

像当时大部分贵族青年一样，他参了军，并且参加了几次战役。在军队里，他沾染了很多坏习惯，赌博，嫖妓，勾引有夫之妇（这在沙俄时代的俄罗斯是被上流社会所宽容的浪漫行为，他的姑母鼓励他多多结交贵妇人），总之，就差打空姐了。

后来，他的生命被福音书所改变。他的信仰直接来自于圣经和良知，而不是教会，相反，他对于沦为奴役工具的教会深恶痛绝。他实践耶稣的教诲，想把自己庄园里的土地分给农民，而农民不敢接受。他提出“勿以暴力抗恶”，吸引了大批青年前来朝圣。他对自己的品德挑剔不满，他亲手劳动，跟农夫不分伯仲，他放下小说不写，开始给农民和儿童编写通俗又富有教化作用的寓言故事。他抨击农奴制，抨击统治阶级，抨击教会，直到被开除教籍。他为家庭所累，跟妻子斗争，80多岁高龄还离家出走，随后客死在一座风雪覆盖的火车小站里。

列夫-托尔斯泰，这个敢于跟上帝摔跤，与自己搏斗的人，是末世的一道光，是绝望世界的一眼泉，他曾经来过这个世上，说明造物主对人类还没有彻底失望。是的，他也是我精神上的父亲，我在斯世挣扎的力量之源。

此生不幸，遭遇了互联网的袭击还不算，还被微博、推特所寄生，每日140字的看与写，使我已经逐渐丧失了长阅读和长写作的能力。此时，重回托翁阳光下，重新审视那些阳光下的树木，对我有着起死回生的意义。

说出来不怕别人笑话，我虽然痴迷托尔斯泰，但至今没有读过《安娜-卡列尼娜》。我决定重新出发，用这部巨作而不是微博来填充我的阅读饥渴。我选择的版本是Oprah推荐过的英文新译本，译者是Larissa Volokhonsky和她的丈夫。这两个人翻译的文本，有俄语原文的神韵。我买了它的电子版和纸质版，这样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读了。为什么不选周扬、谢素台的译本，或者草婴的译文，我是觉得他们翻译得不够准确。我已经发现了好几处例子，容以后专文例举。

这钱荒马乱的时代，这碎片横飞的日子，能安安静静坐下来，读几页《安娜-卡列尼娜》，是多么富足的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