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December, 2008

杭州地铁塌陷事故调查后续

Wednesday, December 3rd, 2008

【按】杭州地铁塌陷事故已经过去了近三个星期,事故责任者至今还没有处理,对遇难民工的善后抚恤措施至今也没有公布。冯麦狄对小学生做了一次调查,这个调查,比网络调查更有意义。因为,它能告诉我们,在媒体议程被控制和设定的时代里,孩子们是怎样受到媒体的影响的。

小学生眼里的杭州地铁塌陷事件

作者:冯麦狄

周日去少年宫给一群小学六年级学生(30人左右)讲课,题目是“关于调查和新闻调查”,为了这次讲课,我花了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准备讲课PPT。因为我也没什么调查方面的理论知识,所以PPT当中安排了不少案例。

其中有一个案例是杭州地铁塌陷事件,我就此事件在这群小学生当中做了一个现场调查,所问问题基本引用了王老师佩的那份在线问卷中的问题。那么小学生眼里的杭州地铁塌陷事件是什么样的呢?我复述一下两个调查问题所得到的反馈。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谁应当为杭州地铁塌陷事件负主要责任”。备选答案有规划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杭州市政府、包工头等,结果只有大概5名不到的学生认为应该由政府负主要责任,其余学生则认为应由施工单位负主要责任。

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遇难者至少应当获得多少赔偿”。这个问题我提供他们的选项是:10万以下、20万、50万和70万以上。最后一个选项之所以是70 万以上,是为了便于计算用数据演示给他们看。得到的反馈是大部人认为赔20万就够了,认为赔50万的略少,而认为至少应当赔70万以上的大概也就5人左右 ——还好没人选10万以下。

孩子们的理由是:10万以下太少了点,赔50万又太多了而且又死了那么多人,会赔不起的,所以赔20万够了。有一个女学生说她是用了“排除法”选了20万——10万太少,70万太多,20万和50万当中,她认为还是20万更合理一点。

有一个认为赔20万的男生说,当民工挖地铁本来就是有风险的,他们应当承担这个风险,所以赔20万够了(大意如此)。认为要赔70万的几名学生,有两名好像都是说生命是无价的,既然要赔那就多赔一些。

我跟他们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73岁,工人都是青壮年,算个平均数35岁,如果他的年收入是2万元,那么就算他只能再活35年,那至少也应当给他赔偿35*2=70万元。

当然实际上这个数字还是偏低的,个人认为赔个200万以上才合理。

我把我的观点给小朋友们说了——我告诉他们政府才应当为地铁塌陷事件负主要责任。

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小朋友都相信实际遇难的人数要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但到底死了哪些人?我和他们一样茫然“无知”——直到今天晚上,我 Google“杭州地铁塌陷事故遇难者名单”,搜到11月20日新浪网转载的浙江经视的一条视频新闻中公布的七人名单。真是可笑啊,事故至今整整过去了半个月,连一份遇难者的完整名单都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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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天象

Tuesday, December 2nd, 2008

许多宗教中都宣扬,末世会有异象。近来各种奇怪天象层出不穷,从地震云,到阴阳天,再到末日云图。胆小的人,确实不免浮想联翩。毕竟,没有比天空更大的屏幕了,在这360度的穹顶无论上演什么,都会让人震撼。

而昨天晚上,中国许多地方出现了罕见的“双星伴月”笑脸,当时我正在埋头打SPORE,没有注意到月小刀等好朋友发来的短信。等我反应过来,抱着相机登上23楼楼顶,月亮早已不见了踪影。我以为被建筑物挡住了,又跑到楼下去找,可是哪里有月亮的影子。

今天早晨看到很多报纸的头版都是星月图,我遗憾错过了这一生可能仅见一次的景观。幸运的是,今晚月亮和星星又出现了,不过已经变成了一张哭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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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上空,金星和木星与月亮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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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YUPOO照片,如果打开速度慢的话,请点我Flickr上的照片。远景近景

别问我有没有世界末日,象由心生,只要内心平稳,水来趟水,火来趟火,就像洒脱的威尼斯人现在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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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背叛记忆

Tuesday, December 2nd, 2008

原载《广州日报》

在一片红彤彤的以改革开放30周年为题材的图书中,宋军的这本《人民记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这本书不会像凌志军、于光远等人的书那样被摆在书店里最显眼的位置,即使在豆瓣网上,评论更是寥寥无几。

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本难得的沉静、宽厚的当代史笔记。作者一改当年在《中国可以说不》中见诸字里行间的激动与孤愤,忽然放下屠刀,抛却偏见,徐徐道来。在宋强的记叙里,你看不到偏狭的褒贬和一味的嘲弄,而是一种更加深沉和宽容的记录。

它汇集了宋强对中国当代史的理解和解读,从选择典型事件,到编年大事的整理,点点滴滴都渗透了作者的观念。这本书试图提醒我们这个擅长遗忘的民族,不要忘记群体记忆。

但群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相比,哪一个重要呢?对于我个人而言,显然最原因相信自己的记忆,因为集体很可能撒谎。

我是一个农民的后代,在乡野里长到16岁。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工人,那是城里人,跟农民处在两重天地。我小时候做梦都想去的一个地方,不是北京、济南,而是江西吉安。因为我的小伙伴王卫东的爸爸就在那里上班。上班,按我们家乡人的话说,叫”吃工资”。能吃上工资的人,都是人上人,吃不上工资的,都是庄稼汉。王卫东的爸爸是吃工资的,他们家有《少年科学》和《我们爱科学》杂志,还有一个微型电动机,他们家的家具散发着一种奇特的气息,那大概就是城里的味道吧。而我们家唯一的藏书是一套《列宁选集》,里面没有飞碟,也没有电动机,满纸都写着”革命”和”阶级”。小时候村里的规矩,农民的儿子对自己的父亲不能喊”爸爸”,只能叫”爹”,”爸爸”那是吃工资的人的专利。有一次我喊了,被村里一个伶牙俐齿的愚妇听见,挖苦道:”你爹要是吃一分钱的工资,你喊他’爸爸’也行。现在,还是老老实实叫’爹’吧。”

改革开放对我的父辈和我来说,所带来的命运的改变,并不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是重新打通了一条道路,一个人可以凭着个人的才能,改变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为此,我们不得不感谢那位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圆的老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一个三十年来否定另一个三十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没有那些理想主义的牺牲,没有那些悲壮的失败和不屈的尝试,我们还会在黑暗中摸索。虽然阿克顿在《剑桥近代史》中声称”历史是一种关于进步的科学”,但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引言中却说:”一切进步都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重要。”宋强对中国50年往事的记录,偏重的记忆是反而是前30年。史家并非官员, GDP并不是他们心中衡量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

张荫麟说,小说与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的境界。这本书记录了很多这种活灵活现的瞬间。例如,书中转述道:文革时期,贵州革委会主任叫李再含,当时造反派在食堂开饭前喊口号:”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外,还要再加上一句:”李再含同志比较健康,比较健康!”还有吃蝌蚪避孕、收集硬币提炼金银等历史碎片,如果不是这本书提示,恐怕早被人们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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