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海人不好做啊！”张文军见到我的第一句就是诉苦。他是仍然在从事远洋捕鱼的船老大，也是一艘长45米、宽7米的双拖船的股东之一。“你听说过山西的煤老板亲自下矿井挖煤吗？肯定没有吧。但是我们必须要亲自下海捕鱼。”
张文军的双拖船每年有六个月的时间漂浮在韩国济州岛附近的大海上，如果是拖虾船的话，要在海上呆九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渔业协定》2001年6月30日生效以后，温岭外海捕捞渔船进入韩国管辖水域、韩方一侧的过渡水域的作业规模减少90%。张文军的船必须十分小心，与韩国海岸线保持36海里以上的距离，因为闯入韩国水域的后果是面临高额的罚款。1995年，一艘温岭渔船进入济州岛附近韩国专属经济区海域，结果被韩国海事警察罚款1450万韩元。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前后，张文军双拖船从温岭渔港启航，航行40多个小时到达济州岛附近海域。出海的这半年，他的渔船每天要消耗18桶柴油（每桶180公斤），油价上涨，渔民受到的冲击最大。“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张文军感叹道。15年以前带鱼一元多一斤，现在还是1元多一斤。二两重的小黄鱼四元一条，十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如今一网下去，也只有七八千元的毛收入。
在石塘经常看到墙上着的“介绍船员”的广告。如今，只有很少的石塘本地人做普通船员，也就是“小工”。大部分船员来自陕西、安徽、贵州等不靠海的省份。对于外地打工者来说，船员是一份比较有吸引力的职业，虽然出海危险而辛苦，但按照目前的行情，“小工”可以拿到3000元以上的月薪。而这恰恰又是让张文军等船老大们大倒苦水的地方。
“他们哪里是小工，他们是阿公！”张文军说最不敢得罪的就是船员，因为一艘船上也就十一二个人，作业时需要全员满负荷运转。如果有两个小工罢工，这鱼就没法捕了，船也没法开了。那样只好把两个人送回渔港，来回的油费就要5万元，“相当于欧洲18日游。”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船老板在雇用海员的时候往往应用一条潜规则：确保同一省份的船员不超过两名，以免他们在船上抱团。
以前船老大是船上说一不二的人，现在不得不对小工们陪笑脸，而且还要担负起做饭、打扫卫生的任务。过去船上的那些规矩也渐渐不在了。比如，崇尚清洁。外地的船员根本不管这些，还满地丢烟头。以前渔民从不再作业的一侧甲板上小解，现在也没人遵守这个了。“现在的船老大一个个像小绵羊一样温顺。”
抱怨归抱怨，张文军还是承认，到了海上大家就平等了。在船上，每个人的作息时间都不由人决定、是由鱼决定的。网放下去的时候，大家可以休息，而到了起网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必须起来干活。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了谁都不行。而从下网到收网的间隔，多则四、五个小时，少则只有二、三个小时，睡也睡不踏实，因此每个人的生物钟都是乱的。船上没有专门的医生，只备了一些常用药，如果谁得了病，要靠身体的抵抗力撑过去。如果病得严重的话，就要等运输船来的时候“寄”回去。运输船往来于石港与济州海域之间，负责运送柴油、蔬菜，也运人。
船员的生活是非常枯燥的，他们跟陆地用三种方式联络，一种是单边带（远洋通话系统），一种是卫星电话，还有一种是传统的口信，通过运输船上的人传达。海上没有报纸，也收看不到电视，他们闲下来的时候，会看看DVD。
到了农历的六月十五，捕鱼的船会陆续返航，回到石塘渔港。而船员们上岸后，也就各奔东西。不过到了来年，有一些老船员还是会回来，张文军说，“因为毕竟大家在船上相依为命，也算是兄弟一场。”
远洋渔船的效益究竟如何，利益又是怎么分配的？石塘一位陈老板现身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他的船实行的是股份制，具体做法是：包括陈老板在内的4名投资人每人出资33万元，共计股本132万元。这笔股本金分成37股，其中25股属于投资人，12股属于船员。船上共有11位船员，船老大拿1.5股，轮机长等技术工种拿1.2股，其余小工每人1股。
投资人负责船舶维修、保养、鱼网和钢管的费用。而柴油、冰、食品等维持船舶运行的费用由大家平摊。
去年一艘渔船总产值140万元，减去柴油、冰、食品等成本，最后毛利为近80万元。80万元的毛利被分成37等份，也就是每股收益，约为2万元，这也是一名普通船员分得的红利。
陈老板等四名投资人可以获得25股的收益，即50万元，但这必须减去一年花在船舶维修、网具购置上的费用，约8万元，最终陈老板分得红利10.5万元，除以他最初33万元的投入，投资人的年收益率为32%。从以上这组数字可见，在远洋捕鱼业中，投资人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对于大半年都在波浪里打拼的讨海人来说，收入跟付出似乎并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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