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海人，不是淘宝的淘，是讨饭的讨！”石塘人家饭店的林老板看我的采访本上写着“淘海人”，就一字一顿地给我订正着。
温岭市石塘、箬山的渔民绝大部分祖籍福建惠安。据《琅玕陈氏族谱》等资料记载，从清康熙年间开始，惠安、白奇铺的闽南渔民，到大海中讨生活，来到此地做短暂居住，并陆续迁徙定居。渔民中以陈姓最多，郭姓、庄姓次之，至今已历时300余年。
林老板14岁就下了海，那时的他踏上的是父辈们曾经走过的路。渔民有一个术语叫“船伴仔”，指的是过去渔家的男孩九、十岁就下海，他们随着父兄或亲戚到渔船上，适应海洋生活，同时做力所能及的劳动，如船舱地底刮水、腌鱼理鱼等，吃饭之外，只有微薄的收入。30多年的讨海人生涯，使林老板见证了石塘渔业的发展。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给我们讲述了石塘渔文化的变迁。
海洋特殊的地理环境，渔业作业的特殊性，造就了温岭渔区渔民鲜明的性格。《温岭渔业志》中载“渔民既胸襟开阔、断事干脆、顽强刚毅、直率豪放，又有固执己见、不听劝说之嫌。”
出海捕鱼是危险性很高的职业，渔民中流传“三寸板里是天堂，三寸板外见阎王”的谚语。正式这种严酷的环境，造就了讨海人严格的时间观念和很强组织纪律性。由于船舶的开启是依潮水而定的，无论谁都得服从。因为如果错过潮水，也就贻误了捕鱼的好时机，甚至会遇到漩涡等危险。所以民谚有“走船不等爸”的说法，意思是说到了开船的时间，哪怕是自己的老爸还没上船，船一样要开。在海上遇到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必须无条件接受命令。当遇到暴风的时候，需要降帆或者砍断桅杆。只要老大一声令下，船员哪怕没穿衣服都会立即冲到加班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讨海人的纪律性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上，比如，特别爱清洁。渔船不但是渔民的生产工具，还是栖居之所，因此他们格外爱惜。渔民一有空就把甲板、船舱清洗得洁白如雪，进机舱不用穿鞋。
正因为大海危机四伏，渔民出生入死，渔民之间自古有着共济互助的传统。渔民不但待客热情，古道热肠，而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遇到海损事故，见死不救会受到众人的谴责。如果遇到溺海浮尸，会毫无顾忌地捞起带回，并出资埋葬。死人出葬，人不分贫富都会主动争相抬棺，深恐自己少出一份力，而且从不收取酬金。当地有个俗语叫“见人见份”，意思是对零星的收入和意外收获，如在海面上捞到东西，无论是老大还是船伴仔，甚至是乘船的搭客，都见者有份。
海洋环境使得渔民自发的组织性很强，他们更倾向于服从乡规民约的管辖。在里箬村的禹王庙内，就有一块禁止赌博的石碑。1948年当地居民生活相当困苦，红白喜事又崇尚大操大办。据记载，当时的乡民就自发组织起来，立下约定：凡遇到结婚红事，宴席不得超过12桌，白事不得超过8桌。有违反者，村民将率领箬山所有的乞丐到他家里吃饭。
讨海人彪悍机敏，心胸豁达，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亲情。 长期在海上作业，造成渔民与亲人之间聚少离多，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与家人的短暂相聚。渔民特别孝敬父母，民风尚厚葬。夫妻之间，不在乎朝朝暮暮，而在于天长地久。男主外赚钱，女主内经营，平常的人情往来、家里大事小事，基本都有妻子做主。在此地，天天守在女人身边的男人会遭人耻笑，女人认为男人走南闯北才有出息。因此，洞房花烛夜，出海捕鱼的事并不鲜见。
摄影家陈祥勇回忆到，他小时候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渔港传来汽笛声，渔村里留守的人们在黑暗中只看船上的灯语，就知道谁家的船回来。比如，船上亮两只红灯，那代表是里箬二村（现在的前进村）的船，三白一黄灯，代表第六号船。
不过，放纵而艰险的海洋生活，也给以前的讨海人性格中带来了一些陋习。比如，固执己见，不易劝导。平素生活放纵不羁，无拘无束。尽管在船上严格守纪，但到了岸上却自由散漫。有点人粗鲁，不修边幅，平时说话带脏字，争吵中还学会了竖中指。好饮酒。
“渔民不好管理”，有很多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都说过这样的话。跟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相比，渔民的性格确实有彪悍的一面。他们能够共进退、同患难，但也会意气用事。文革期间，因反对政府禁止敲罟捕鱼的政令，当地一伙渔民群情振奋，冲到供销社，撬开仓库大门，强行购买公家的存盐。
在讨海人种种陋习中，歧视妇女最让人诟病。按照旧习俗，妇女不得上船，凡是女性接触过的东西都视为不祥。女人的手不得摸男人的头；洗衣服时，不能男女的衣裤同时洗，家里的脏活必须女人去干，一些场合禁止女子露面。郭小橹关于石头镇的小说里，就写到了祖母年轻时因为屡屡触犯渔家的禁忌（比如吃鱼时给鱼翻身，用筷子戳鱼眼，以及无意中泼了渔民一身水），而倍受歧视。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石塘女性的精神自传。1949年后，一些陋习被破除，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却不是那么容易消亡。
最初打渔的船只是钓船。石塘渔民传统的作业方式是一艘大钓船开到作业区之后，放下去许多小船。大船是母船，小船是子船。子船的任务是捕鱼，母船的任务是护子。一艘母船最多可以带十几条子船。由于子船本身没有动力，遇到风浪、海流，经常会被冲散。因此母船“失子”的现象经常发生。这种作业方式的危险性也比较高。
尽管从今天的目光看，那时的渔民装备落后，但由于近海渔业资源还没有遭受破坏，那时候是讨海的白银时代。那时候捕鱼非常简单，渔船当天出海，最迟隔一日就可以满载而归。那时候在海边，光小孩子用鱼篓抓的鱼就可以够一家人吃一天。林老板回忆说，那时沙滩非常洁净，经常可以发现五彩斑斓的类似热带鱼的鱼类，还有野生的白对虾，通体透明，抓住后把虾头一拧，就可以放进嘴里活食。
然而，随着人们毫无节制地向大海索取，近海的渔业资源日趋枯竭。陈祥勇说，这都是渔民的毁灭性捕捞造成的。在众多杀鸡取卵式的捕鱼方法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敲罟捕鱼。这种捕鱼方式，肇始于广东，1956年引入温岭，由于产量特高，渔民纷纷仿效。捕鱼的时候，由一艘大渔船，携带一二十艘小渔船，组成一个生产单元，俗称一艚。在小船上的人不停地敲击黄檀木板和竹筒，把声波传到水里。这种声音是黄鱼等石首科鱼类最害怕的。因为声波会刺激惊扰鱼类的耳石，使之生理失衡，行动迟钝。罟板响彻之处，黄鱼往中央惊逃，最后，挤在一起，小的被吓死，大的也肚皮朝天，难逃厄运。很多渔民说，黄鱼多的时候，拢起来像座小山，把停在中央的渔船都托了起来！其结果是黄鱼到了断子绝孙的地步！温岭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敲罟捕鱼，但直到1969年才完全禁绝。
除了敲罟捕鱼之外，墨鱼笼捕杀幼仔、电捕鱼和电脉冲惊虾仪，对鱼类资源的破坏也是严重的。还有机帆船底拖网，俗称大拖风，也严重杀伤经济幼鱼。
上世纪90年代，温岭提出了“造大船、闯大海、发大财”的口号，这是为了远洋捕鱼的需要。可是随着我国与日韩分别签订了渔业协定，温岭外海捕捞渔船的作业规模锐减，失去了大小黑山、济州岛等传统的外海作业渔场，渔业面临严重挑战。2002年农业部提出了海洋捕捞“减人、减船、转产转业”的指令。温岭每年从市财政中拿出300万元，用于海洋捕捞渔船报废转产配套补助，同时也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300多年以来，石塘人受惠于大海，如今大海却变得越来越吝啬。面对困局，何去何从？林老板已经改行做了餐饮，但是他的一些朋友们却选择了继续做个讨海人，仿佛这就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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