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广州日报》）
15年前，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参观鲁迅故居时，对同学说，五十年后，我们宿舍也要修成这样一个纪念馆。少年的狂傲，像喷泉一样四射。15年后，我不敢再说这话。我写不出一套鲁迅全集，也写不出一本鲁迅传。
我和鲁迅很有机缘。2001年，先锋戏剧导演张广天创作的“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在北京儿艺上演。我是剧组工作人员。每到曲终人散，大家就到东华门一带的小餐馆里宵夜聊天。听到别人眉飞色舞说鲁迅、许广平与朱安，我总是惭愧自己对鲁迅了解得太少太浅。
来到杭州，我听到了很多关于鲁迅的逸闻。杭州文化人久久不能释怀的是，鲁迅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人间天堂。有一位浙大教授告诉我，据他考证，杭州给鲁迅的童年留下了阴影。当时鲁迅的祖父因为科场舞弊案，在杭州蹲大牢。按照当时的规矩，儿孙探视坐监的长辈，可以在牢里住一晚。估计鲁迅在监狱里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从此对这个城市再也没有好印象。以至于后来郁达夫准备到杭州发展，鲁迅还写诗阻劝。
当然，以上逸闻不见于朱正新改写的鲁迅传–《一个人的呐喊》。朱正自1956年写过一本《鲁迅传略》之后，50年里不断订正增删，直到写出这新传。这本书使用了20年来新发现的鲁迅史料，并且有一些独特的创见。比如，他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朱正认为，是周作人错听了日本妇人的谗言。再比如，鲁迅与“左脸”以及冯雪峰的关系，并没有前人想得那么简单。
我还是比较关心鲁迅的感情生活。朱正研究发现，在鲁迅日记中，只有一次提到过原配夫人朱安。那是1914年11月26日，鲁迅写道：“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鲁迅后来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后来许广平跟鲁迅通信中，提到朱安，说“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 但是朱正考证，这个“遗产”并不是母亲强加给鲁迅的，朱正说：“母亲给他定亲的事，是同志了在外求学的他本人的，鲁迅也没有做过不同的表示。”
后来鲁迅认识了许广平，一位进步女文青。两人你鱼我雁，通信频繁。称呼也在不断地变，从最初的“先生”、“兄”到后来的“嫩弟弟”，“小白象”。这些书信经过鲁迅编辑后出版，就是著名的《两地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了一本研究《两地书》的专著–《近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作者是麦克道格尔。书中对书信原文和发表版做过详细对比，对潜文本做了深入的分析。
受条件所限，朱正老先生不可能做同样的阐释和发挥。这本鲁迅新传，在很大程度上像一本史料汇编，作者大量引用证人证言，有时引文达两三页之多。这不是作者偷懒，而是信史的写作手法，微妙之处需要读者自己加以推理和判断。
鲁迅说过：“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全面的鲁迅，可以去看看这本新版鲁迅传。伟人的轶事可以在酒酣耳热之际，讲给文学女青年听。至于“颇谬”的“妇”，就免了，大概只能在给孩子捉刀写作业的时候，争论藤野先生全名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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