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以前，有一篇中篇小说特让我激动。这篇小说叫《摇滚青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是由陶金主演的。里面的主题歌特别带劲儿：
唱起我们喜爱的歌
怎么痛快怎么来
跳起我们喜爱的舞
怎么开心怎么来
脚下的世界在破碎
我们生活多自在
……
小说里一个情节让我特别难忘。瓢泼大雨的夜里，男女主人公在汽车里行警幻仙子所训之事。要知道在十年前的文学作品中，比起卧室和高粱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当时这部小说给我一种朦胧的感觉，似乎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生活方式或者宗教正在诞生。概括地说就是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随心所欲。
今天站在NASA迪厅的舞池里，看北京地下音乐展演，我的心里似乎又有了同样的感受。
今天到场的有12支乐队，除了刚出专集的“新裤子”熬出头以外，其他都是活跃在北京各个酒吧为生计、为音乐奔忙的新面孔。
第一个登场的是“旧宫”乐队，一个朋友曾给我听过这支乐队录音的小样，我喜欢其中的一首《哑巴》，今天听来，却只是一堆建筑工地违章施工的噪音而已。
“新裤子”接着亮相了。他们的制造的音乐确实专业一些，三首歌都有辉煌灿烂的音响效果。《我们的时代》是他们演绎得最纯熟的一首了，当三个乐手一起唱“终于等到了我们的时代”时，我真的感叹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蝴蝶”的鼓手和主唱是我的朋友。这支技巧尚不成熟的乐队试图用音乐进行一些认真而严肃的思考。他们写的《无题》是一首反战歌曲，音乐很粗糙，但里面一句歌词却让我震撼了一下子。
因为我们手里有枪
所以我们要杀戮
我发现一支比较喜欢的乐队“渗透”。他们演唱了两首歌《我是谁》和《死刑犯》，其实我最想听《死刑犯》，因为我推测他们可能在思考陀斯妥耶夫斯基思考过的问题。但这首歌在一阵混乱的喊叫里开始和结束了，由于与节目单顺序不一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相反那十来句反复的问话“我是谁？”却给我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我是谁？”–用一句美国佬的语法–是一个好问题（人话应当这样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是谁呢？如果我是爱多VCD那就简单了，问题在于我不是机器。我认为，凡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人都是哲学家。
“秋天的虫子”是唯一一个有女歌手的乐队，所以多得了很多喝彩和嘶吼。女歌手叫“樱子”，她的歌象祥林嫂漫山遍野找阿毛时发出的声音。有时是声音高亢的呼喊，有时是低低的啜泣。他们在舞台上动作可以用“剧烈”或“排山倒海”来造一个句了。反正听完他们的歌心里挺难受的，那是一种童年时被人欺负了的委屈。我喜欢带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我出生在鲁北贫困的农村，那里的人们现实得让外人吃惊。也许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诞生了我这样一个反叛的怪胎。我憎恨世俗，憎恨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所以面对这群不现实的玩音乐的人，我心里充满了兔子对狐狸的那种阶级感情。
我听过N过人说过N遍“中国人活得太累了”，这个“累”主要是因为心里的桎梏和疙瘩太多。我们被现实欺骗得太多了，所以不相信现实之外还有梦想，不相信还有其它可能的生活方式。 如果地下音乐代表的是一种可能的新的生存状态，我祈望它能造就新的中国人。用句最俗套的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让没带伞的人跑得更快一些吧！
1999.6.19
Tags: 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