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好比种呀子，
英国人民好比土地，
我们到了一个啊地呀方，
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哎——生根开花！
话说高大英俊的周同学在学校24小时咖啡吧（我们称为网吧）上网，正为看不到新闻联播抓耳挠腮，旁边一个中国女孩，悄悄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网址，还有一个手机号。
周同学用女同胞递过来的抹了一把鼻涕，马上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下载事业中。
这个好地方叫超级苹果powerapple.com，是留学英国和加拿大的中国学生办的论坛，它继承发扬了中国网民有福同享、有难自己扛的伟大传统，无私无畏地提供影音、软件下载。
就这样，我们一起欣赏了美版无间道。周同学还给我讲了一个超级好笑的故事，我笑得肚子转筋。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我有一个故事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绝妙的故事
一个让我笑得打滚的故事
但是我不讲
因为世界上能讲好这个故事的人
只有周同学一个
而我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不会无趣地用笨嘴拙舌
去破坏这么好的一个故事
update:哪位朋友对Freakonomics这本书感兴趣，请留言并留下e-mail。
第一次接触学术论文，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外这么强调文献引用的规范。只要是别人的研究成果，无论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复述，都需要在括号里注上作者的名字和发表的年份。能问出正确的问题，是一种能力。（和菜头，2006年）感谢雅典娜女神，我问了一个得当的问题。
答案在我读了一本好书后，自己破解了。好书都是干货，没有水分（牟森，2006年），这本书当然不是伤心工具书（陈晓卿，2006年）。它是美国鬼才经济学家Levitt的Freakonomics（怪胎经济学？变态经济学？）。
每个入托的孩子都需要大人接，每个托儿所都有迟到的家长，害得阿姨们没法准时下班。如何杜绝这种现象？办法一是对家长讲八荣八耻，“你指不指刀，你指不指刀，什么叫害臊？（湖南卫视，2006）。办法二是对迟到的家长罚款。
嗯，你肯定赞成后者。实际上，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在以色列的一个托儿所，经济学家做了一个历时20周的实验。前四周，经济学家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记录迟到的家长人数，发现每周平均有8个人迟到。到了第五周，他们宣布迟到家长要被罚3美元。你猜结果会怎样？
迟到家长增加到了每周20个人！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越是罚款，越有人明知故犯？Levitt告诉我们，激励措施有三种：经济的，社会的，道德的。3美元的罚款虽然让迟到者有经济上的损失，但是却消除了他们的负罪感，从而得到了道德上的补偿。（Levitt，2005）
再举一个Levitt书上的例子：毒贩子为什么要跟妈妈住在一起？
有一个大学生，到贫民窟做问卷调查。无意间遇到了一个贩毒黑帮在开会，黑帮喽啰们一看，说，你这叫什么破问卷。你的答案A－E（很好－很坏），应该再添上一项F，FUCK。接着掏出枪，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们的老大出现了。老大是研究生毕业，对大学生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很感动，就放了他。
大学生回去一想，很受伤。他明白了要了解黑帮团伙，只有打入他们内部，靠狗屁问卷有什么用。于是他用了四年时间跟黑帮们打成一片，做田野调查。有一天，一个即将被处死的黑帮小卒，送给他一摞笔记本。他拿来一看，是这个黑帮四年的账本。
这套帐册的价值，直到有一天才被一位经济学家发现。通过研究贩毒黑帮的经济往来，经济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很惊人的秘密。原来，黑帮团伙的组织和管理，几乎就是麦当劳的翻版。而每一个黑帮成员的行为模式，跟演员、运动员、学校员工、公司职员们，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特异表现，获得一级一级的提升，从而成为进入黑帮的董事会（即20名控制芝加哥毒品交易的黑社会老大之一）。（Levitt，2005）
我费了半天劲，讲了这么多故事，（如果脸皮厚一点，改写改写，不说出处，抖可以发表到《中国青年报》了），我的良苦用心，你明白了吗？
这回到我文章一开头所问的问题，为什么学术文章要注明引用。都是为了致命的数据！
对，数据！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没有什么比数据更为重要的了！研究者可以大脑进水，小脑游泳，也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但是，只要他能提供准确的数据（当然，最好是第一手的数据），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用的人。因为聪明的后来者，可以利用他的数据，进行脑子不进水的研究。
我的朋友王小山，有几年迷上了足彩。在研究了意甲多场比赛结果之后，他得出了一个重要”心水“，意甲大量比赛都存在假球。利用他的发现，他专门跟赌博公司对着干，果然中了两三次奖。如果他懂得经济学和数学，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出一套假球的数学模型，换句话说，他能计算出在赌博公司，球队，赌徒这三者的博弈中，存在的纳什均衡。
王小山同学没有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但是Levitt和他的同行们已经这样做了。Levitt在2002年算出了罚点球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并用459场（意甲242场，法甲217场）点球大战的数据进行了验证。阿根廷经济学家Germán Coloma站在他的肩膀上，另做了一个更复杂的模型，经数据验证，得出了跟Levitt相同的结论。（例如：罚球队员向中央的概率大于守门员向中央扑球的概率）。Germán Coloma论文PDF下载
以前经济学家验证经济理论，都喜欢通过实验获取数据。近来有一种趋势，就是喜欢选择更为自然的体育比赛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芝加哥学院通过研究日本大相扑1989-2000年32,000场比赛，得出一项结论：这项被日本人奉为国技的运动中，存在严重作弊。（Levitt,2005）
有没有一种解释万事万物的理论？有没有一种办法让我们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有！经济学可以办到，但前提是你要提供真实的、足够的数据。
想通了这一点，我再也不抱怨教授对作业的严格要求了。对，我要找到数据，一定要找到准确充足的数据。哪怕数据错了，也是被引用者错了。我可以像那些交了罚款的迟到家长一样，大摇大摆不带一点歉疚地把自己的孩子领走。
英国时间凌晨4:30，每夜都来造访一次的秋雨，今天旷工了，万籁无声，只有庭院里几盏路灯在孤零零地亮。
正对着电脑的液晶屏发呆，跟我一起发呆的是一堆打开的数据库，好像三千后宫佳丽，等待君王的宠幸。可是寡人此刻心事浩渺连广宇，没心情搭理挤眉弄眼的库娃们。
三个星期前，对着课程稀稀拉拉的课程表，我心中窃喜：看来我有大把的时间研究学校图书馆的禁书和一大堆国内见不到的莎士比亚影像资料了。哪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英国鬼子算。一大堆作业布置了下来，从现在开始，一个月之内，我们要完成两篇2500字的小论文（Coursework），外加两篇500字的小报告（Report）。
第一题是选择一项英国的公共政策，详细分析、评估这项政策产生的过程，并论证该政策如何应用到中国去。
同学们选的政策五花八门：伦敦的道路定价系统、诺丁汉的Tram（一种类似电车的有轨交通工具）、英国的社区看顾、撒气尔夫人推行的全民健康服务中的预算模式、英国中学的学监制度等等。
我一下找了七个选题：英国地方政府吸引风险投资政策，英国的电子政务，英国的大众传媒政策，英国互联网保护儿童政策，英国对无家可归者的救济政策，英国的公司停车位收费计划、英国色情业的政府监管。最终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完成的任务。
这道题目的吊诡之处，就是政策产生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不但要了解这项政策的内容、实施过程、效果影响，而且必须能够检索到这项政策从一个想法到成为法规的全部过程。当然，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要了解相应的中国的政策与情况，以评估这项政策引进中国的可行性。
要完成这个作业，需要学会利用图书馆和电子资源。学校的图书馆虽然不大，但专业领域的书应有尽有。鳞次栉比的书架前，总能发现向右歪着脑袋的中国同学，为了看明白书脊上的英文标题，可怜的颈椎倒霉了。
我的朋友和菜头自称搜索之王，仅用Google，他能搜出16年前只见过一次的不知道牌子的打火机，甚至能搜出20年没联系的小学女同学在昆明下榻的酒店房间号码。我现在面对全球上百个数据库和电子期刊，却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着一点点可怜的线索。
秋雨果然如期而至，此刻，我叼着烟斗，像福尔摩斯一样，不敢关掉任何一个数据库，生怕漏掉细微的蛛丝马迹。
我打开从18世纪到现在为止的《泰晤士报》，找到了格瓦拉从出走到牺牲的一系列报道，还找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开战时的报道，找到了英国在60年代对中国合作医疗和中医的报道，但这一切跟我要完成的任务无关。
前思后想，我决定写布莱尔上台以后推行的“单亲父母新政”（New Deal for Lone Parents）。我选这个题目的原因是：我富有爱心，关心单亲家庭；我重视情谊，因为我的好朋友中曾有当过单亲父亲的经历；我喜欢和谐社会，我羡慕福利国家……还有一点，也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找到了几篇关于单亲家庭的中文资料。
茫茫学海，波涛汹涌，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渐渐地看清楚，那是一个木筏，筏上站着一个望眼欲穿的胖子，那就是我。
客睡何曾觉，秋天不肯明。再过两个小时，我就可以去做早饭了。刷完锅，洗完碗，我就直奔图书馆。向右歪着脑袋，从书架上拽出一本书，像抱着十世单传的婴儿一样，在图书馆的计算机前扫描一下，返回公寓做午饭，刷锅洗碗，再打开一堆数据库，发呆，然后喝下午茶，再做晚饭，然后散步，睡觉，半夜爬起来，跟数据库和秋雨会面……
晚上，忽听得隔壁包同学一阵朗声大笑，以为中了乐透，赶紧跑过去看个究竟。原来他正在看雅虎新闻，我看了也不禁跟着狂笑起来。
这是最近发生的让穷人们最开心的新闻。起因就是上面那幅画，毕加索的《梦》。这幅画是赌场大亨Steve Wynn的私家收藏，是他在1997年花了4840万美元拍来的。
Steve Wynn准备把这幅画卖给另外一个收藏家，双方价格已经谈妥，1.39亿美元。如果顺利成交的话，这将是史上最昂贵的一幅画。
适逢周末，Wynn的几个朋友来纽约看他。Wynn向朋友们展示这幅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他眼睛不好，转身时不小心”砰“地一肘，在画上撞了一个大窟窿。
不过，Wynn毕竟是大富翁，他很有风度地对朋友们说：”谢天谢地，幸亏是我干的。“
过了一会，他跟朋友们共进晚餐时，又安慰朋友们说：”这只是一幅画，这是我的画而已，我们会修好他。幸好没有人伤亡。这只是一幅画。毕加索只用5个小时就画完了。“
结果，交易取消。Steve Wynn的妻子说，这是天意，我们决定不卖了。
纽约客对此事做了生动报道，Wynn此举史称”价值4000万美元的一肘“
《沁园春.彭水》
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包。
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
城建打人，公安辱尸，更那堪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
虎口宾馆，尽落虎口，留得沙坨彩虹桥。
俱往也，当痛思痛，不要骚搞！
背景链接：重庆公务员编写短信针砭时弊被刑拘
到了英国，才领悟到什么叫和谐社会。
上周末，全班一起坐车去柴郡，沿途不见农田，只见绿草如茵的牧场，一群群牛羊，或立或卧，有的像正在思索的诗人，有的像正在开会的领导。满山遍野，见不到牧羊女，也没有放牛郎，这些牲畜仿佛都是野生的，那样自在和悠闲。不禁感慨，在英国，连牛都这么自由。
今天，在超市门口看到几个人在聊天，一个长发的印第安男人抱着一个孩子，周围是他的同胞。我清楚地看到，快乐、骄傲和自信，写在这个男人的脸上。即使隔着两三米远，我也被他们的欢乐所感染。什么人才能抱着孩子站在诺丁汉街头？一定是移民。他们离开了苦难的故里，来到梦中的乐土，那种幸福从心里满溢出来。
晚上，一群英国学生，有男有女，从酒吧里出来，把腿两两绑在一起，并成一排，喊着号子“One,two,one two”，穿行马路。交通一时受阻，虽然看不清司机们的表情，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在用理解、羡慕的眼光看这群年轻人。
Carefree，无忧无虑，这是英国人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
在诺丁汉街头，我认识了鞋匠Peter。他简单淳朴，透明得像干白葡萄酒一样。他说，喜欢李小龙，喜欢在山西教书的朋友描述的那个中国。他计划有生之年到中国去一趟，专门拜访跟他一样的手艺人。令我想不到的是，他居然还是一个天才的歌手，听他唱Imagine，我简直怀疑是不是遇到了转世的列农。但他选择做一个快乐的鞋匠，而不是忧郁的歌手。因为他一样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这就是英国，鞋匠愿做鞋匠，奶牛愿做奶牛。
虽然同样存在失业、安全等方面的担忧，但从总体来说，英国的国民幸福指数是我们中国无法比的。
在这里，人人享受全民免费医疗（NHS），即使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也不例外。尽管NHS每年花费巨大（2006-07财年预算是960亿镑），但英国人已经把NHS当成了“宗教信仰”，不可一日无此君。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敢削减这方面的开支，否则就是拿选票开玩笑。
这里还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最低工资是每小时5.45镑，折合人民币80元。不但弱势群体享受政府的救济，最近还通过法律，把酒鬼和毒品瘾君子划归到“残障人士”行列，每周会得到政府78镑的补助。
诺丁汉街头不见乞丐，只有卖艺人和卖杂志的无家可归者。警察对他们自主谋生，一点也不干预。
今天我从一个穿戴整齐、佩戴徽章的流浪人员手里买了一份《大问题》（The Big Issue）杂志。对于这本杂志，我早有耳闻。它是一本专门为无家可归者创办的杂志。任何流浪者只要遵守杂志社的行为规范，并佩戴专门的徽章，就可以成为售报员，有尊严地赚到基本生活费。杂志零售价1.4镑，售报员每卖出一份分得0.8镑，杂志社赚取的利润投入到一个基金会，用来救助更多的流浪者。
英国的和谐社会，不但体现在制度上，更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
刚来英国，看到警车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车头上的“POLICE”要反着刷，类似：qoJI)3,后来终于恍然大悟，从后视镜里看，这个单词恰好是正的。原来是为了方便司机辨认出后面尾随的警车。
停车场最好的位置，一定是留给残疾人专用的。腿脚便利的人，对不起，麻烦你多走两步吧。
我商业街上看到了禁止带狗的标志牌，就是狗身上画上一道斜线。但是在牌子上还写了一行字：Guide Dog Welcome（导盲犬欢迎）。
做饭的间隙，没事干，看电话黄页，发现除了报警电话999,112之外，还有一个报警短信号码：18000。什么叫人性，这才叫人性。
在诺丁汉街头，所有的司机都让行人。中国的交通信号黄灯，原本是为了让司机停一停设置的，但一度成为司机上演生死加速的信号。在这里也有黄灯，那是告诉司机，必须无条件让行人先行。其实，哪怕行人乱穿马路，哪怕是上班高峰时间，司机都会停下来耐心等候。
晚上朋友驾车去接近郊区的大超市买菜，一路上听不见喇叭鼓噪，也没有刺眼的大灯照过来。朋友说，马路上礼让，是在英国开车的基本准则。
如果用一句话描述我现在眼里的英国，那么我会说：在这个国家，人们活得真干净。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土耳其作家帕穆克（Orhan Pamuk）。据读过他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我的朋友讲，他的作品里充满瑰丽的想象，言辞朴实，大巧若拙。不过，帕穆克的名字在欧洲家喻户晓，却在他获奖一年之前。
2005年，帕穆克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敦促土耳其政府就历史上曾屠杀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事件而道歉。这两桩发生在1915-1917年的历史事件，在土耳其属于禁忌。帕穆克从此在国内四处受敌。2005月6月份，土耳其检方根据新通过的新法案指控帕穆克“侮辱大国民议会”，违反这条法律的人，将被判处6个月－3年的监禁。
10月，帕穆克在德国受奖的时候说：“我重复一遍我曾大声清晰地说过的话，100万亚美尼亚人和30万库尔德人曾在土耳其遭到屠杀。”
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的强烈反对下，土耳其司法部门最终撤销了对他的指控。帕穆克逃过一劫，但围绕“土耳其大屠杀”的纷争却远没有结束。
2006年10月12日，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凡否认土耳其曾屠杀亚美尼亚人者，将面临一年的监禁和45000欧元的罚款，这与否认纳粹大屠杀的罪责是一样的。
法案一出，天下大哗。争议的焦点在于，否认大屠杀历史，是否属于犯罪。
二战以后，从希特勒铁蹄下劫后余生的一些欧洲国家，对邪恶纳粹深恶痛绝，纷纷通过法律，防止纳粹死灰复燃。这其中包括禁止纳粹团体、符号、歌曲，同时也禁止发表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言论。
否认大屠杀从法理上讲是否应当追究刑责，这一直是法学专家争议的话题。而亚美尼亚大屠杀的问题更加复杂，很多土耳其人不承认大屠杀曾经发生过，他们认为奥特曼帝国镇压过亚美尼亚人的叛乱，并非是蓄意的种族灭绝。与屠杀相关的文件，是在奥特曼帝国时期用阿拉伯字母写成的，接触这些原始文件本身就十分困难。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不承认一件祖先曾经干过的坏事，是否构成犯罪。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历史与记录的历史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两者有时并不完全一致，留下了很多争议。
其次，我们要知道，人的相信是有选择的相信。很多时候，人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人类并不那么理性，判断力会受到个人经历、喜好的影响。
在这两个大前提之下，我们会发现，很多土耳其人会选择相信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录，同时也会否认对自己不利的历史描述。如果将这种个人的历史观纳入法律惩罚的范围，其实是另外一种舆论暴政。挥舞着真理的大棒，把谬误的脑袋揍扁，把宣扬谬误的人送进监狱，这与高举着谬误的大刀，砍掉真理的脑袋，把哥白尼送上火刑柱，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一方面热切渴望言论自由，一方面坚决消灭不同意见。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不知道动议这项法案的法国议员们是否想过，他们的行为跟控告帕穆克的检察官有何区别，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像前辈蒙田那样，谦卑地问自己一句：“我知道什么呢？”
